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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夷杂志》篇首文曰“此符广舶官本”，此题注显然掲橥《杂志》并非源出《诸蕃志》。宋元之际，陈元靓故乡建阳以刻书而盛名于世，《博闻录》至《事林广记》的再版刊印者在增删海外蕃国篇目时似不应忽视赵汝适的《诸蕃志》。此题注其实再次暗示，《岛夷杂志》被《博闻录》收录时，《诸蕃志》可能尚未成书。否则难以理解被朱鉴称誉“搜猎经传，以至野史异书” [16]的陈元靓，不取本路泉州市舶司之《诸蕃志》，反而舍近求远辑采广南市舶司的《广舶官本》。可见，源出《广舶官本》的《岛夷杂志》应系陈元靓在宋嘉定年间之前初编《博闻录》时就被收录。也正因此，元代《博闻录》改名为《事林广记》再次刊行时，重刊者依旧保留出自官本而非私家的《岛夷杂志》篇目及题注以彰其信[17]。

　　就《岛夷杂志》条目内容而言，和刻本中收录“岛夷”21国，分别为占城、宾童龙、登流眉、真腊国、三佛齐国、单马令、佛啰安、晏沱蛮、大阇婆国、大食弼琶啰国、大食勿拔国、大食勿斯离国、麻啰奴、昆仑层期国、西天南尼华罗国、天竺国、默伽国、勿斯里国、斯伽里野国、默伽腊国、茶弼沙国。其他诸本《方国类·方国杂志》中除上述“岛夷”21国外，又添列都播国、奇肱国、顿逊国、骨利国、大食国、干陀国、堕波登国、诃陵国、孝亿国、悬渡国、乌苌国、缴濮国、拨力国、于阗国、女人国、诃条国、道明国、义渠国、贯胸国、长臂国、丁灵国、聂耳国、无月国、一臂国、三身国、二首国、无腹国、柔利国、交胫国、小人国等30方国[19]，两相合计共51国。改换篇目的《方国杂志》新增30国中，“都播”等前18国杂录自《太平广记·蛮夷》篇[20]，“贯胸”等后12国也与和刻本《事林广记》辛集卷九《山海云异》篇[21]同源。

　　元初禁刊《博闻录》后，缘于该类书丰富的百科知识与不可替代的实效性，民间书坊为规避查禁敕令，一些书商将《博闻录》违禁篇目标题更改、条目串编与增补后以《事林广记》之名重新付梓刊行，故而现今所见元中期以后的诸本《事林广记》出现了与和刻本差异较大的篇目。如日本五山僧留学元朝时，曾自行拆分一部《事林广记》并携带回国，此即近年新见对马宗家文库本《事林广记》，据陈广恩研究，该版约刊行于元成宗大德八年至十一年间（1304-1307）[22]。宫纪子认为，从至元刊本《博闻录》到对马宗家文库本《事林广记》的编纂过程中，许多原始篇目标题被更改，其中就包括《方国类》[23]。现经考察可知，将《岛夷杂志》与《山海云异》两篇杂糅混编，并添加《太平广记·蛮夷》篇内容，增易为《方国杂志》的变化就是从此版开始。自此以后元代诸版本如睿山文库本、至顺建安椿庄书院本、西园精舍本、后至元积诚堂本等皆沿袭这一变化。

　　关于出海商舶与市舶司的关系，南宋之初两浙、福建、广南三路市舶司沿用元丰旧法：“给（船）公凭起发，回日缴纳，仍各归发舶处抽解”[30]，即市舶有司施行发舶时给船公凭，限期回港依货抽税的条例。但当时商舶贪利，多逾期回返，又因诸市舶司之间相互争利，多有商舶回返他港变卖商货之事发生。时称：“三方唯广最盛，官吏或侵渔，则商人就易处，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尝并泉州舶船令就广，商人或不便之。”[31]有鉴于此，乾道三年（1167），朝廷诏曰：“有别路市舶司所发船前来泉州，亦不得拘截，即委官押发离岸，回元来请公验去抽解。”[32]可见，当时各港发舶与回返情景已是泾渭分明，此制正如藤田丰八所称：南宋后期各市舶司已执行约束本舶船队按期往返贸易与发放执照的严格条例[33]。

　　前引作旁证的《岛夷志略》系元人汪大渊经由泉州两度远航列国后，追述海外见闻，在至正十年（1350）节录刊行的航海志书。该志作为研究元代中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历来备受世人青睐，元人张翥誉称“西江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赉用之所宜，非其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41]，《四库全书总目》亦曰：“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42]但本世纪初，廖大珂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汪大渊之《岛夷志略》系在宋代文献《岛夷志》的基础上，补充其海外游历所见所闻而作[43]。此后，杨晓春对廖文持保留意见，认为宋元时期各有一部《岛夷志》，汪氏《岛夷志》与宋本《岛夷志》沿袭之说缺乏证据[44]。

　　关于《岛夷杂志》与《岛夷志略》的比较，亦有个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两志时代远隔宋元，所载风土却相同，元人汪大渊途经诸国，发现当地律令悉如宋时。如两志“真腊国”条同载：“蕃杀害唐人即依蕃法偿死，如唐又杀蕃人至死，即重罚金，如无金，则卖身取金赎。”[47]由此可知，至迟南宋时期华人已留居真腊国，并被当地领主给予刑律优待。入元后，若汪大渊至顺元年（1330）及后至元三年（1337）两度出海，亲历其国并据实撰作；何以大德元年（1297）成书的《真腊风土记》对此却毫无记载？何以留居当地一年有余的周达观反不如航海途经的汪大渊所记真腊风土见闻详实？可见，汪氏自称其《岛夷志略》“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48]亦未必不可置疑。

　　邓端本曾自《异域志》中辑出三条有关元代广州的远洋航线：一曰广州至占城“顺风八日可到”，二曰广州至三佛齐“自广州发舶，取正南半月可到”，三曰广州至莆家龙“顺风一月可到”[50]。这一考证虽然补充了元代广舶司的海外贸易路线，但上述三条航线并非开创于元季，而是至迟在南宋就已被广舶船队所熟知。《岛夷杂志》“占城国”条载：“占城国，在海西南，自广州发舶至诸蕃，惟占城为近，顺风八日可达。”又“三佛齐国”条：“三佛齐，自广州发舡，取正南去，冬日乘北风半月连夜至凌牙门，五日方入三佛齐国。”《岭外代答》“阇婆国”条：“阇婆国，又名莆家龙，在海东南，势下，故曰下岸。广州自十一月、十二月发舶，顺风连昏旦，一月可到。”[51]由此可见，上述三条航路的初始记载皆出自宋人见闻，而非元末周致中所撰《异域志》。

　　大阇婆国，约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泗水一带，号“戎牙路”，又作“重迦卢”或“重迦罗”[65]。阇婆国自南朝刘宋入贡中国以来，《宋书》《南史》《旧唐书》与《书》皆有记载，一般认为旧阇婆国（又名莆家龙）在今爪哇岛中部北加浪岸[66]，但《岛夷杂志》中却仅在“大阇婆国”条提及“莆家龙”，并无“阇婆国”专条记录。关于从阇婆到大阇婆的变化，经对比还可发现：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皆有“阇婆国”条（又名莆家龙），而无“大阇婆国”条；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有“重迦罗”条，而无“阇婆国”条[67]。由此推断南宋后期《广舶官本》按华夷商舶描述所记载的“大阇婆国”已并非此前旧史所载的“阇婆国”，其地理位置也同时有所变迁。

　　[2]陈广恩：《〈事林广记〉诸版本考述》，《色目（）人与元代多元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2019年中国元史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19年，第100页；《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元至顺建安椿庄书院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ž子部ž类书》第12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后至元积诚堂本，见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第1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西园精舍本，见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会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5辑，子部第12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和刻本，1976年首次收入日本汲古书院出版长泽规矩也所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一辑，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予以影印。中华书局（1999年）和凤凰出版社（2012年）也分别出版过和刻本《事林广记》的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