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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增长乏力也进一步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加剧贫困与不平等。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算，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每年4万亿美元的巨大融资缺口。援助资金的大规模收缩正在加剧这一状况，导致国际发展合作动能不足、融资鸿沟持续加大、合作信心严重受挫。在此影响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一步受阻。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称“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仅有35%按计划推进，47%进展不足，18%甚至出现倒退。”未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将面临外来资源持续紧缺的困境。同样，气候变化、人道主义等全球发展挑战的应对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正在遭受更大阻碍。如在气候适应方面，发展中国家每年的资金缺口高达2840亿至3390亿美元——相当于当前资金规模的12至14倍。但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将使其每年110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承诺成为泡影，进一步扩大气候融资缺口。

　　7月1日，有着64年历史之久的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正式关门。美国成为继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之后又一个撤销独立援助政府部门的传统援助国。但USAID的关闭在全球援助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战后建立在美国霸权之下的西方援助体系的根本性变革。近些年，西方对全球发展的实质贡献和意愿已经明显下降，将大量援助用于国内难民安置、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博弈等方面。但此次变革意味着，传统援助国已经不满足于挪用援助资金用于自身，而是更直接的将援助预算让位于国防开支，无视其应尽的历史责任与国际援助义务，抛弃0.7%GNI用于援助的承诺。目前，多个传统援助国在削减援助的同时增加了国防预算，表示在当前形势下要把更多资源投向本国发展与国防，而非全球公共品。在特朗普政府的系列激进措施刺激下，曾经与国防、外交并列为美国对外战略三大支柱的援助被彻底“拉下神坛”。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反援助潮”也蔓延至国际，援助在西方多国的治理框架和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受到极大削弱。

　　如果说前几年西方援助还披着一层“利他主义”的薄纱，那么如今，这层纱已被彻底扯下。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让对外援助再次伟大》文中称：为了“促进我们在全世界关键地区的战略利益……我们将通过优先发展贸易而非救援，优先创造机会而非依赖性，优先进行投资而非给予援助来实现这一目标。”他宣布“7月1日将标志着一个全球伙伴关系、和平、投资与繁荣的新时代的开始。”7月9日，特朗普会晤加蓬、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等非洲五国领导人时，表示美国对非政策路径正“从援助转为贸易”，扩大美国获取关键矿产等资源的渠道成为其重点关切。法国在4月召开的总统国际合作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法国对外政策从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模式向以平等、互惠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国际伙伴关系新框架转变。英国5月宣告“将政府视为全球慈善机构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1]，重新定位自身为发展合作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10月德国出台新的发展合作行动计划，将德国经济紧密融入援助政策，以期重组与受援国的经济合作。日本进一步扩大“官方安全援助”预算和受援国范围，2025财年已增加至81亿日元规模。荷兰、瑞典等国也明确提出援助优先考虑本国经济和安全利益，在援助与贸易、移民等政策之间创造协同效应。

　　随着宏观战略的变化，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推出在新逻辑指导之下的援助举措。白宫提交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重授权与扩能方案》旨在提升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DFC）地位，计划将其融资能力从600亿美元增至2500亿美元，投资范围扩大到高收入国家，特朗普政府还建议将国防部长加入DFC董事会。在美国援助体制改革后得以存续的千年挑战公司（MCC）已经基于美国利益重新调整了受援国别。此外，美国新发布的《全球卫生战略》明确提出将卫生援助与地缘政治目标挂钩，将美国制造的医疗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表示，未来援助将加大对德国企业的扶持，提高德企中标机会，并关注关键矿产、战略性原材料等德企具有特殊供应和投资利益的领域。今年4月，日本首次对国际协力机构（JICA）法律进行了重大调整，新修订的《JICA法》核心目标是更灵活高效地使用ODA、推动融资合作扩展、激励日本私营资本参与。在8月举办的第9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日本宣布“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将ODA聚焦在矿物资源供应链领域，反映了日本对强化贸易关系及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强烈诉求。法国在减少多边援助的同时，将重点聚焦在对欧盟内部机构的支持。欧盟在援助收缩的背景下，宣布在2027年前将“全球门户”投资规模上调至4000亿欧元，重点就是通过政府担保、赠款和优惠贷款等方式进一步扩大私营部门投资，以期在全球格局中保持主动性。

　　目前，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持续承压，联合国机构处于资不保供状态。在特朗普政府“反多边主义”冲击下，联合国在国际发展议题上的议题设置、合作机制、资金保障等面临巨大挑战。为了重振多边主义，今年3月“联合国80周年倡议”启动了联合国改革进程，旨在通过加强授权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系统绩效和推动可持续融资，打造更加高效、协调和具备适应性的联合国体系。特别是针对可持续融资议题，2025年6月30日至7月3日召开的第四次联合国发展筹资国际会议（FFD4）成为国际发展界的焦点。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其余成员国协商一致通过《塞维利亚承诺》并启动了塞维利亚行动平台，纳入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在内的130项行动，形成自2015年以来首个经政府间协商达成的可持续发展筹资框架。

　　第二，全球南方引领气候治理、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议程设置。 作为2025年COP30主席国，巴西致力于推动“巴库至贝伦1.3万亿美元气候融资路线图”落实，倡议通过“贝伦行动计划”将亚马孙保护打造为全球气候行动典范。11月6日，巴西在COP30期间召开气候峰会，宣布启动“永远的热带雨林基金”，计划以资金激励机制，每年向74个国家提供40亿美元资金支持，巴西为此投入首笔10亿美元资金。今年2月，由中国、印度和法国共同推动的《关于发展包容、可持续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与地球的声明》获得61个国际组织签署，要求发达国家每年将至少0.2%的人工智能研发预算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13]，为推动技术红利的公平共享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国际组织的“南向”区位调整也象征着全球南方参与治理体系的深化。 2025年，联合国决定将儿童基金会、妇女署和人口基金三大核心机构迁至内罗毕，与已有的环境署、人居署形成“非洲治理集群”[14]。根据“联合国80周年倡议”的改革方案，联合国正在谋划在曼谷设立新的行政中心，并将部分职能从纽约、日内瓦等高成本工作地点迁移至低成本工作地点。此外，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也在将目光投向上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于2025年9月21日正式揭牌，成为该机构在华设立的首个“一类中心”，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教育研究与推广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区域中心于今年正式启动运营，发挥着该组织在亚太地区的研究与能力建设枢纽作用。今年9月26日，中国商务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宣布将在上海设立UNDP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聚焦绿色转型、数字经济、贸易与可持续金融，为中国经验国际化和南南合作搭建新平台。